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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股指配资:分论坛三:“一带一路”与绿色投融资

时间:2019/5/18 18:30:16  作者:  来源:  查看:10  评论:0
内容摘要:5月18日消息,2019绿金委年会暨中国绿色金融论坛在京召开,《“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中方协调人、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琳、亚洲开发银行绿色低碳发展顾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莫凌水、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委员会原专职委员王伟化、中国工商银行(5.570...
5月18日消息,2019绿金委年会暨中国绿色金融论坛在京召开,《“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中方协调人、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琳、亚洲开发银行绿色低碳发展顾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莫凌水、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委员会原专职委员王伟化、中国工商银行(5.570, -0.02, -0.36%)总行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王鲲、中国银行(3.730, -0.05, -1.32%)投资银行与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刘世伟、“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连络人、美国环保协会首席代表张建宇、普化永道张立钧等嘉宾出席了下午的分论坛,并围绕““一带一路”与绿色投融资”这一议题展开研讨,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为该场主持人。

  以下为发言实录:

  王文:作为一个绿色金融圈里面的人,也是研究者,每年的时候绿色金融研究者一次盛会,每次这样一个会议都能够对绿色金融研究最前沿的话题进行探讨和交流,堪称高手过招。今年的这次绿色金融会议,比往年稍微有一些不一样,更加聚焦、人员可能没有往年那么大,但是我认为更加精英。这次下午分论坛由我来主持,这个分论坛我自己研究偏好有一些朋友也都知道,主要是在国际的领域。这次分论坛我主持“一带一路”和绿色投融资。今天来了七位演讲嘉宾都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有来自高校,也来自银行,也有来自相关企业以及国际组织等等。今天这个分论坛的话题叫做“一带一路”与绿色投融资。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刚刚三个星期前刚刚结束第二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主席演讲中再次提到了绿色“一带一路”,绿色丝绸之路,绿色投融资的,这个概念提出再次肯定了中国在过去几年的“一带一路”做的进程,更重要的是也表明了一个决心,中国走出去一定要遵循国外的标准以及原则。

  今天我们聚焦的话题大概是这三个来讨论:

  一是“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到底潜力有多大,我们就不谈论重要性,因为大家都知道重要性,我们就讲它的潜力到底有多大。

  二是建设绿色丝绸之路,中国绿色投融资国际化的进程中我们挑战和困难在哪里,在座各位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三是对政府以及相关金融机构有什么建议。

  台上七位主讲嘉宾,有这样一些恳请和建议,每一位发言不超过六分钟,直接讲观点。我有一两个问题也要问在座的各位演讲嘉宾,剩下10-20分钟跟台下参会者有一些互动。

  下面有请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的程琳研究员。

  程琳:直奔主题,三个问题:

  一是我们潜力多大?“一带一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潜力非常巨大,究竟有多大?有几个数字。GEA给的数字表明未来20年至40年,全球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需求有九十万亿美金左右,这个数字大部分是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而基础设施是世界银行的数字表明的,全世界的谈排放有75以上来自于基础设施,这个潜力和我们将来要绿色化的工作有非常多的潜力。

  二是关于挑战。绿色投资,尤其是“一带一路”领域的绿色投资挑战多大,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能力的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绿色金融在中国2014、2015年绿金委成立至今,每一届参会人员都在不断增加,今天也是坐无虚席,包括早上的大会以及过去两年的会议我都有参加,这个数量是非常之大,而且我们控制,要不然整栋楼都是我们的人,参会人员在知识普及,在认知水平上我们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还有这么多的试点地区,五个省,八个地区,但实际上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中国有14亿人,我们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也有上百万人,实际上真正参与的还是非常少,绿色信贷先现在为止占比只有10%左右,绿色占全2-3%左右,你说这个潜力有多大,非常巨大。中国仍然有非常长的路要走,非常艰巨的工作要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能力方面的不足,地方试点先不说中国,拿我自己在国际上的例子,去年五月份我们清化和FC以及CC(音)联合举办了一个全球绿色金融领导力项目的能力建设平台,来参加平台能力建设的参会人员主要是“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包括政策制定者,像央行、财政部、环保部证监会还有主要的金融机构,但其中有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同事,他就说在北京来的飞机上,他认为绿色金融就是绿色农业,他认为绿色金融就是农业,因为农业是绿色的,他认为发展绿色金融就是通过金融更好地刺激农业发展,  他回来以后发现,他说经过这一周的培训,我知道了什么叫做绿色金融,我们带他看了绿色项目,去看了上海的绿色金融中心,他觉着绿色金融是多的,而且就应该这么做。这是能力和认识方面的差距。除了巴基斯坦,我相信全世界还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官员,需要我们提高他们能力以及认识。在国内我相信我们已经算是相对来说能力比较靠前的了,但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三是建议问题。政府高度来讲更重要是政策信号,像320,2016年在综合报告中提出来第一条叫做政策信号,这个政策不管是像中国这样自上而下的市场发展方式,还是像其他OEC国家自下而上政府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一带一路”国家沿用着中国自上而下的政策方式,政策信号尤其重要。

  回答王院长三个问题之后,间大介绍一下GRP下一步做的工。因为早上这个会议上我简单说我们GPR的背景,秘书组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有四个工作组成立起来,想帮助金融机构,已经投资了“一带一路”投资原则机构中如何实施它的原则,如何分析他们持有的风险。另外,如何更好地开展信息披露,比如说这个风险已经分析出来大家通过某种方式也需要研究,如何按照国际上现有的惯例公布以及披露出来,我们需要落地以及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按照GRP和大家认可的方式进行披露。其次,关于多样化的绿色金融产品,率基础设施非常多,融资需求也是非常巨大,这个量怎么样把握,这个产品该怎么样创新和多样化,也是需要我们做的。最后,我们还想提供一些服务,类似于绿色供应链和具体的管理办法,能够让各个签署机构包括银行金融机构在业务中总体实施,最后我们是想建立一个类似于绿色项目库,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只要是跟中国和“一带一路”相关的,我们都欢迎。

  王文:谢谢程琳先生,总而言之潜力巨大,能力尚且未能跟上,政策很需要创新。第二位有请普华永道中国管理咨询部的张立钧先生。

  张立钧:谢谢王院长。大家可能在上面没有看到我的名字,是因为我是最后两天被邀请过来的,昨天晚上特地从上海赶回来,结果就被落到石家庄了,从昨天晚上八点待到四点,十点来到了北京,就赶过来了。普华永道大家都很清楚,今年是第一批作为第三方中介机构参与PM签约仪式,作为第一批的机构。普华永道这么多年参与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或者是更大的话题,我们讲ESG这些领域各个方面的工作,不管是从政策、标准的制定,如何通过审计的业务,我本人负责咨询,但是我们审计团队怎么样对于绿色债的认证,对一些见证的服务,这些团队也会做前期的工作。

  我在三年前就跟B20、G20,G20体系下面有一个B20体系,五个工作组,有一个金融处增长,我是负责金融处增长,跟张行长等等我们一起经过了一年的时间,递交了几个政策建议,其中一个就是围绕着绿色金融,还有另外几个大家知道的数字金融、普惠金融都是在三年以前通过B20跟G20的体系,当时带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回到院长提到的几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是围绕着“一带一路”的主题,普华在全球70个国家有我们分公司,“一带一路”国家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一带一路”的团队,围绕着“一带一路”上大家都提到的法律法规,很多的文化问题,怎么样帮助客户、企业走出去、过来,在连接的国家中,不管是基础设施的连接,文化的连接,法律体系的连接的过程中,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或者是服务。

  说到问题,这个规模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认为在这个体系下面,一年大概至少有一万亿美元的所谓资金的需求,这里面包括环境保护、清洁能源、清洁交通、能源效率都是几个大的领域的资金需求。普遍认为,像我们国内的财政体系,最多财政资源只能满足大概的10%-15%大概80、90%需要市场或者社会融资的整个渠道。大家都很清楚,这个事情很重要,很有价值,规模也很大,但是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

  一是标准,我们听过很多的标准,ERP的标准,EP的标准,“一带一路”这么多的国家,很多国家发展沉重是非常不一样的,会对绿色定义概念非常不一样。欧洲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的国家对绿色定义非常严格,跟任何化石能源有关的,你做再好清洁技术都不能算绿色项目,在我们中国清洁煤的项目就是一个绿色的项目,经济所处的层次是在不同的阶段。现在大家都出了很多标准,都意识到重要性,但怎么样理解这个标准。

  二是量化。在任何一个标准下面,我们讲的外部性,怎么样内生化或者货币化,这个过程是非常难得,就是执行的,先建立标准,让这个标准怎么样落下去、执行下去。

  先讲这些。

  王文:张立钧先生提到标准问题非常重要,我也写过一篇标准,绿色中国金融标准。我们还可以再讨论,第三位是莫凌水老师。

  莫凌水:回应刚才王院长的三个问题,最后分享一下亚洲开发银行在推动绿色投资方面的做法和案例分享。

  绿色基础设施是我们绿色投融资的主战场。亚洲开发银行做的研究,从2019年到203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它的基础设施、投资大概是26万一美元,每年是1.7万亿美元,包括了每年两千亿意外的投资,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可以说,绿色投资需求是26万亿美元,从2019年到2030年期间,本身的基础设施来说需要投资绿色化的,从2017年来说,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是535亿吨,其中能源的排放占了61%,这一点上来讲,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需要绿色化,面临什么问题以及挑战呢?我们关于绿色投资,“一带一路”也步伐有指引、有原则,我们要让这些原则以及指引可以落地,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才可以实时让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知道怎么样量化。我们去年跟亚洲开发银行跟农大创新研究院做了一个课题,就是“一带一路”投资标尺,如何量化投资绿色效应,如何识别“一带一路”,如何判定投资绿色性,我们有一套量化的方法,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有一个难题,不管是“一带一路”国家还是中国都面临着这么一个问题,绿色基础设施投资成本高、收益低。资本是逐利的行为,只讲环境可持续性,如果没有商务可持续性,资金肯定不会流向绿色投资项目的。绿色效益如何内部化?周所长也讲到了这个问题,在成本内化的同时如何把绿色效益量化?环境效益货币化,把它变为我们投资收益,合理核算在我们投资成本里面,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障碍。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障碍,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本、资金投向绿色产业、绿色项目。

  建议:如果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保证它投资的绿色化,起码有一点我们应该是要考虑的:

  1,判断项目是否可以推动发展中国家朝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是否可以帮助发展中中国家实现这个巴黎协定减排承诺。

  2,我们需要判断是否项目要给这个国家带来更多的减排效益,比当地基准线低的排放。

  我们的绿色投资标尺在这些方面非常清楚,两个门槛:一个是定性的门槛,二个是量化的方法。这个方法如何落地。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激励机制,让更多资本投向我们的绿色项目,要合理地核算我们成本和效益,只有合理的核算环境效益,让它变为收益的一部分,体现在绿色投资里面才会让绿色投资变为绿色资产,在市场上可以流通,只要资产可以流通,就会吸引更多的资本,

  3,中国在过去七十年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有教训。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 绿色就是基础,就是“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诉求也需要面临的一些问题。中国在转型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中国应该分享与“一带一路”国家分享它的经验,让“一带一路”国家借鉴中国的经验,避免中国的一些教训。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分享经验。

  我们跟亚洲开发银行、重阳金融研究院正在做一个课题,“中国绿色发展七十年”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与“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我们这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将出版成中英文,建国七十周年要正式发布。

  亚洲开发银行在推动绿色投资方面的做法。亚洲开发银行2009年就有一个环境保障政策声明,随着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的提高,亚洲开发银行在评判项目的时候,除了满足保障政策声明的要求之外,实际上在评判的时候设了两条杠杠,战略上来讲,是否这个项目能帮助推动投资所在国,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另外,实现巴黎协议的减排承诺。其次,是否实现可以亚行气候融资目标?这是三个战略性的考虑。具体在项目上的衡量上有三条:

  1,是否采用先进的减排技术。

  2,是否采用创新性的商业模式。

  3,是否使用先进了的绿色融资工具。

  亚行提供给中国的京津冀污染治理。第二期给中节能4.9亿美金的贷款,这个项目用于京津冀污染治理,它的目的以及特点是,首先就是要推动先进的减排技术在京津冀地区的使用,另外建立低碳技术基金,其次是要用市场手段保证项目可持续性。

  王文:下面有请国开行的王伟化先生。

  王伟化:谢谢王院长、主办方绿金委的邀请。我来之前法下是无题作文,坐在这儿发现有题作文,做准备押对了一些题,三个问题,六分钟,简单地把我的一些想法、思考和个人的实践说一说,谨代表个人,不代表机构。

  1,潜力多大?毫无疑问,强力巨大。习主席讲绿色是底色,这个潜力是巨大的。具体数字来讲,做这个论坛,做两千没有做别的我就盘的一些东西,有一份资料,广义上来讲交通基础设施这一项大概总的需求,这是有数据,是正是发表的,2.9万亿美元,还不算别的。所以,第一个问题是绿色是底色,仅一项,2.9万亿美元的需求潜力巨大。

  2,挑战在哪里?也就是问题。机遇就不说了,挑战本身也是机遇。我自己也归纳了一下,都是大家的研究成果。突出表现在哪儿?“一带一路”涉及面广、领域多、项目多:

  (1)五通里面资金融通应该是一个硬条件。

  (2)资金缺口大,筹资、融资的难度大。刚才所说了不同的条件、不同的标准。

  (3)推动国际上的广泛参与,加强多边、双边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建设等等都要亟待加强。这应该也是我们挑战当中的硬需求。

  就具体项目而言,合作方的融资能力比较弱,合作国家的风险、政治风险、政府的环境,风险的预警以及分担机制,市场分析,具体的项目我们做过都是不够的,这些都是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面对的,也是必须面对的硬问题。我的建议,也是我这次的核心。因为问题比较多,我思考的一些事情,我想就用一句话来解释:

  “一带一路”建设应该是绿色投融资规划先行。融资推动,融智在先,发挥软实力的作用。刚才所说硬问题、硬需求,硬缺口,我们就要发挥软实力的作用,助力硬需求解决硬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看到深层次的是机制、市场、制度、政府这些方面存在着失灵,市场失灵,制度失灵,政府失灵。过去从传统的金融的思路跳出来,以绿色发展的理念、运用,开发银行、开发性金融最长远的,也是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系统性的绿色融资规划来优化我们的路径,提高我们的服务能力。基于刚才所说的认识,规划先行、融资优先、融智和融资相结合,主动把我们建设的制度、建设机制、建设市场和政府的优势结合起来。

  在实践中,建立规划合作机制,建立银联体以及通过规划深入的分析合作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人文等等,发掘我们凝聚共识的好项目、绿色项目,不仅仅应该考虑到融资方的能力问题,培育合作果的资金或者是金融的供给能力,可能要比你给它的能力更重要,这是我们讲的市场机制、融智、规划等等。也就是说,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这个项目是点,国家是面,从全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讲应该是一个网,“一带一路”从金融服务来讲机制规划、市场建设、制度建设双方的合作是魂。

  王文:又提到新的思考点:风险和规划问题。这个问题又启发我很多的思考,比如规划先行非常赞同,但问题来了,一哄而我们还可以讨论,绿色投融资的规划,实际上还是蛮难的,涉及到了方方面面。有请来自工行的王鲲总经理。

  王鲲: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在工商银行做的具体工作以及个人在从事这个工作的过程中遇到的情况、想法。工商银行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26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分支机构,100多个机构网点,我们与境内的机构以及境外100多个机构合作,支持中国在绿色环保方面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向这些企业参与海外项目建设、参与海外的基础设施建设,发放贷款,提供融资支持,这是作为金融机构最具体的开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金融的方式。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境内外的机构共同联合融资支持了在阿联酋建了950兆瓦的光热光伏电站,也是由中国的著名上海电力(8.210, -0.17, -2.03%)提供的设备,建成后将为当地23万家庭提供清洁电力,减少160万吨的碳排放。另外我们总行专项融资部、海外信贷部在英国的木瑞东区(音),我们参与融资支持950兆瓦海上风力发电项目,2022年建成可以满足苏格兰地区40%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100万户居民供电,减少330万吨的碳排放,这里面我们发挥的作用就是贷款支持中资企业和中资设备生产商,在海外承包、承建,项目建成为当地的社会以及经济提供发展所需要的能源支持。    

  2017年以来中国工商银行,在海外市场目前为止发行了四笔绿色债券,绿色债券对应绿色资产都是由国际上通行的认证机构进行了调查、核实、认证,发行的规模大概是有70、80亿美元,最近一期通过新加坡分行了三个结构的人民币欧元、美元,接近20亿美元总金额的债券,这些融资所获得的筹集资金全部用于东南亚地区中资企业参与的绿色项目的建设。

  回答王院长的问题:

  一是空间有多大?空间是无限的。把不绿变为绿,确实是一个巨大的空间。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好,现在不符合绿色条件的项目有多少?肯定有多。把不绿变为绿这是一个巨大的空间。党中央提出三大攻坚战,脱贫扶贫、防范金融风险、环保可持续。这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话,就意味着这个空间无限大。 都变为绿了之后又不能变为不绿,所以这个空间无限大。

  二是困难在哪儿?最大的困难是实事求是。普华张总以及亚开行的莫总都提到了,商业机构参与这个工作,一定不能作为道德标准,但是我们会追求一个道德标准,当为一个正确的事情做,但是任何事情要在大的范围内、要持续的做下去的话,一定是各方利益的联系才可以坐在这儿。

  讲两个小故事:

  1,曾经在西部地区的支行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我所工作的分行发放一笔项目贷款,帮助建了一个长江支流上面的水电战,这个水电站很小,每年这个发电量是五万千瓦,非常小的一个T级电站。有一次我看他的报表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有一笔收入,大概有20、30万美元的国际贸易带来的收入,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西部地区的发电站,这个电也是在当地消纳,为什么会有海外的收入?我就问我们信贷员,信贷员说这是他们卖碳得的收入。我说这是什么情况?后来才知道,是通过国际的碳交易体系,把水电作为清洁能源,折算为相当体量的火电以后带来绿色效益,在国际的碳交易体系里面交易获得的收入,每年大概有70、80万美元,这是不笔不小的收入。

  2,2017年发第一笔绿色债券,参加路演,法国基金经理问我们说,这个项目投资到哪儿,我们说投资到中国一条电气化线路的改造上,他说这是绿色的。他想了一会儿,你这条铁路用的电是绿色的发电吗?有煤吗?我说只能保证有一部分是煤,如何寻求一个平衡点?我们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在发展阶段不一样,不烧煤就要冻死人,光是追求纯绿不是短期可以完全实现的,是成熟发达体系,北欧、欧洲可以实现的,但是在亚洲很多地方,在中国不是短期内我们应该好高骛远追求的问题。

  我认为一定要有利益,像刚刚提到的案例一样,后来因为国际这个碳交易排放体系萎缩以后,当地的水电站就没有这个收入了,如何能够把绿色金融慢慢变为一个商业化利益驱动的视野,才是真正实现可持续,有广大的参与以及很好的回报。

  比如说要求资金提供方提供支持绿色金融、绿色项目,绿色项目往往它的成本会高,比如说同量发电,有可能烧煤就会便宜一样,怎么样能够让大家愿意来参加,怎么样从立法、税收从补贴的方式来慢慢的把这个体系培育起来,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三是挑战在哪儿?就是人才。  

  王文:又引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那就是道德风险问题。的确,有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还是央企以及央企面临挺大的的挑战,“一带一路”号召,央企要跟上,这个时候现在这个经贸摩擦相当一部分聚焦到这儿,一个央企、国企出去之后到底是市场化,是行政意思还是市场机制,提到的一个非常新的议题。我非常配合工行整体上做的不错。

  下面有请来自于中国银行的刘世伟先生。

  刘世伟: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想法以及中国银行的做法。对于王院长三个问题简要的回应:

  一是机遇。这个问题比较宏观,还是限定在“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这儿。有很多的数据,这个数据波动很大。我想,这里面确实是潜力特别大的。这是我的一个直观的感觉。“一带一路”只能够是绿色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办法把美国的、中国的路再走一遍。如果说全世界都跟美国一样消耗能源的话地球受不了,如果说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再走一遍先污染再治理的道理,地球也受不了。这不只是影响他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其实也包括着中国。这里面空间确实是巨大的。

  二是挑战。我特别同意能力、标准,可以做更科学量化的分析,如何把效益更大化。国开行王总讲的,做银行人的角度,最重视的是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在海外的项目比较多,出去做项目有我们内部同事,也有很多工商企业或者其他机构组织去的,确实会出现一些应对当地法律、政治、监管方方面面不太熟悉,用他们的词像水深火热以及骑虎难下也好,这个风险防范是一个重大的课题。这个资金方面确实有比较大的资金需求,资金方需要更加多元化。从“一带一路”的融资跟绿色融资相比,现在还有一些不是特别匹配的,从我们中国银行来说,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一直持续在海外,一共大约发行了1.47亿等值美金的一带一路债,发行了64亿等值美金的绿色债,同时跟我的同事探讨,为什么不发绿色一带一路债,他讲了说,现在“一带一路”这个项目确实是资金的需求比较大,但如果在这里面可以找到大量符合国际的绿色债券的标准,这两个之间的衔接还有一些问题,所以成了一带一路债以及绿色债。这是一个具体数字不是预测的东西,可以看出来资金的需求跟绿色项目的共性之间可能还是有一些错配的。

  三是建议。资金上需要多方筹措,国际的组织、开发机构以及各种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基金都要积极参与。中国有一块可以对外输出,我们的观察是中国跟这个西方绿色金融的发展路线非常明显,西方是自下而上的,基本上是市场主导的及市场引导政府,中国相反,是自上而下的。今天开了这个会议,人民银行所管理的金融协会的绿金委,这个效果非常快、非常好。这个中间,政府、监管机构,一般的商业机构在这其中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中国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做法可以跟“一带一路”的国家进行分享。

  中国银行的情况。中行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银行,我们在57个一海外国家和地区有分支机构,其中24个是在“一带一路”国家,这24个里面有9个是2015年以后新成立的,中国银行在“一带一路”里面的愿景是要建设“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我刚才讲“一带一路”应该是绿色的,这个金融多动脉肯定也会是绿色的,这里面像我们是有信贷的支持,有债券的支持,也有一些能力的支持,比如说我们已经办了六次给“一带一路”的国家叫做国际金融研究班,把他们的政府监管、市场机构的人请过来,中国一些好的做法也请国际专家给他们做授课,不管是从资金上、智力上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支持。

  王文:的确,中行在“一带一路”做了大量的事情,在国家的号召下中行提供“一带一路”的项目也是跟工行一样,当然还有国开行,的确做了非常大的事情,体现了我们中国的优势。刘总提了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中国这个自上而下的国家体制优势,对于推动“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来讲发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作用。

  下面有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连络人,美国环保协会的首席代表张建宇先生。

  张建宇:非常荣幸参加绿色金融的论坛,最早绿色金融起家的时候是国务会特辑。这次习主席在“一带一路”当中专门重新宣布的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情况,我自己本人非常荣幸刚刚被环保部认命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国际协调人,今后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合作的机会。

  给大家谈三个方面的内容:

  怎么样理解习主席所说的绿色是“一带一路”发展的底色。很荣幸,在今年的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会之前,中国日报请了30个人写一本书,大家评论“一带一路”的发展,很荣幸作为其中的一位作者,我写这篇文章的名字,《构建“一带一路”发展的绿色底色》,后来习主席讲话当中专门谈到了,要把绿色成为“一带一路”发展的底色。怎么样理解这样一个概念,我自己体会是三个方面:

  一是绿色为什么成为发展底色,这时必须的。OEC国家碳排放的路径已经呈现下降,中国一方面是承诺了2030降碳到底,根据研究表明中国很可能碳排放到顶的过程提前到2025,甚至激进的科学家认为更早。“一带一路”国家代表的,加起来超过60%的全球碳排放,他们有的还没有开始,必须坚持绿色,才能够关注我们全球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的方面。

  二是绿色为什么成为底色,绿色应该是争议最少,大家可以沟通的共同语言。不管是巴黎协定里面,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最大公约数以及共识,最近联合国秘书长在公开发表了说到,实现最新的这个报告的要求,我们需要全球碳排放到2030年下降40%,甚至可以到2050年要达到全球的近零排放的目标,绿色发展确实是可以成为大家所有国家,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语言。

  三是绿色为什么成为底色,绿色带来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全球发展国家中没有绿和黑的区别,大家竞争是绿和更绿的问题,这个更绿的过程中这个没有没有限制的,只有更绿没有最绿,也是我们有一些经验和教训。

  欧洲二十年前左右开展了方兴未艾柴油车发展的进程,柴油车效率高可以降低二氧化碳的影响,没有想到引起个空气污染的影响,欧洲主要城市发现他们污染空气质量下降以及再提高,这是走的发展过程中走到的弯路。绿色金融发展当中只有最绿许多更绿。中国绿色“一带一路”的构筑底色当中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如果大家仔细读一读习主席的发言,其实我给大家总结有这么几个非常具体的措施:

  1,成立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2,清华大学搞的绿色投融资的原则。

  3,构建生态环保大数据平台。

  4,绿色“一带一路”使者计划。

  4,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

  这一些内容都有其中很深刻的含义。绿色发展联盟就不说了,绿色投融资也跟我们今天主题非常关切,说明这个投资和金融工具实现“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将要取得重大作用。生态环保大数据平台的作用,我理解为是把它作为一种检测和监督的工具,也就是说通过生态环保大数据平台来衡量现在在“一带一路”当中发展的的绿色情况是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建设、通过我们投资之后这样这个绿色能够得到多少的进步,向全世界更公开、公平的平台来公布我们绿色发展的方向。使者,这是人人相通,洞国这个引入以及排出时者计划,把这个绿色理念传递到“一带一路”国家。南南合作气候变化平台恰好说明我们国家对这个气候变化的关注。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习主席在“一带一路”大会上提出的,今年也有重新的关注。他还两次专门提到的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取得的作用,现在大概超过60多个国家120多个组织、企业、政府加入到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当中,首先有一个特点是开放,虽然美国没有来,但是美国组织来,绿色联盟发展不阻碍以及停止任何人可以参与,任何人关注“一带一路”的发展都可以加入其中,我自己本人被任命国际连络人,也说明了这个平台的开放以及它的透明,和对于世界包容的态度。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现里面是一个有序的发展,已经建了十个工作组,有一个是绿色投融资工作组,中方计划也是我们这个清华大学的马均老师牵头这个绿色投融资金融工作组,一共十个这样的工作组在开展工作,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做具体的介绍。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本身不是一个研究平台也不是一个开会平台,更多是我们建为一个务实的平台,希望可以通过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这样伙伴关系,可以真正对绿色发展起到这个指导作用,能够推动这个绿色发展,也就是说更简单地说,有了这样一个发展状态可以通过这个绿色发展联盟的工作可以使它的绿色水平上一个新的提高,可以构筑这个绿色发展的底色,这才是绿色发展联盟小小的目的。作为国际连络人,我会给予很重要的这样一个任务,我也希望以后大家可以开展多方面的合作,共同发展和建设我们的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王文:你刚才强调了至少三次话:没有最绿,只有更绿。有的时候对于绿色标准以及追求在当的世界,投融资的进程中往往会被政治化,这句话提醒了我三次去肯尼亚调研,中国在肯尼亚的项目,50多亿的美元,国开行支持的肯尼亚铁路,肯尼亚100年来标准的铁路,475公里,国开行贷款,中交建下面的中路桥建设。一直讲这个绿色的交通,绿色的铁轨,绿色的车箱。三年的建设过程中,对于绿色的苛刻要求一直成为这条铁路海外,尤其是来自于欧美国家对于这个铁路的刁难,我印象很深刻的是2017年的时候,铁路开通曾经参加一个论坛,我跟美国学者以及肯尼亚学者吵起来了,他们说绿色考虑整体生态,考虑到大象,长颈鹿怎么样样的生存环境,斑马要怎么样迁徙,中国建设师认为我们都考虑到了这个,铁轨还要有这个大象和长颈鹿通过的通道以及铁轨下面的洞,专门把这个国家动物园通过野生的森林把这个铁路架成几十米高,还有很多的设置。这样成本极大提升了,涉及到莫老师讲的问题,也涉及到各位统一讲到的问题,也就是我要问的问题就是:平衡问题。

  绿色金融一起来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面临绿色和金融之间的平衡。金融是一个逐利的行业,而绿色是一个公益的行业,公益和逐利的平衡点在哪里?是环保能力建设还是金融逐利建设还是涉及到平衡的问题。标准同样也是如此,是中国的标准,西方的标准到底以什么标准为主,也有一个平衡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在巴西闹的很凶,就是关于亚马逊的国家电网,亚马逊森林里面建国家电网网络线,整个森林高空架过去,也是闹的不可开交。中国说这是我们自己的绿色标准,巴西采用了西方美国绿色标准相互之间打架,最后还是完成了。莫凌水老师讲的也是这个问题,效益和绿色的保护之间、生态保护之间也有一个平衡。

  两位王总讲到的规划和发展,到底和风险,包括这个刘世伟先生讲到自下而上推进以及自下而上的市场化,都在于做好这项工作,国际的这个绿色投融资都在于如何把握好最好的平衡点。

  我想问七位,在你所认为的挑战里面如何平衡面临的这个挑战和困难的平衡点?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平衡点?

  张建宇:回到绿色金融的本质,回答王院长所说的标准问题,三种标准问题,当地标准、中国标准以及世界先进的标准,每一个标准肯定有不同的技术水平以及不同投资带来的经济指标,带来一系列的方面的影响。如何平衡?我们国家从政策角度也给过不同的解释,“一带一路”之后四部委联合出的绿色投融资指南,提的符合当地标准为基础。去年在卡那维斯会议之前,国务院开的新闻发布会当中,提出用世界对先进的标准。这些方面中国是不是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以及措施。钱的问题应该由这个负责钱的组织回答,我是搞环保,我甚为搞环保人应该意识到,为什么我们可持续发展,而不是极端环保主义者,因为本身一个项目不仅仅达不到自己内部的标准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谈的环保也不存在了。我的角度来讲,还是反对极端环保主义,也是采取可持续发展,这是联合国提出发展可持续目标的根本原因。

  只有回到我们绿色金融是谈狭义绿色金融还是广义的绿色金融,从广义绿色金融就回到刚刚万院长讲,这个标准严也好,为这个绿色进行投资的体量以及工作力度越大,搞这个绿色金融人本身是一个好事情,我们在哪一个范畴里面讨论这个问题。

  刘世伟:肯定是要做好这个平衡。金融确实是逐利的,我也可以看到鲜活的例子,在做金融的过程如果不关注项目对环境、对社会、对气候的影响,那你也会遭受很大的损失。我前期刚刚到了一个分行做调研,我们这个分行正好是在长江边上,现在资产体量非常大,国家要求在长江两岸、两公里以及几公里之内这些项目如果有这种污染的可能,必须要单列。这样相当于这些资产是我们贷款形成的,它现在搬离了,有一些可能面临着不方便签。既是逐利的组织,考虑项目的时候也会相应地做环境以及社会风险的评估,当然这种能力还在建设以及进步的过程中,希望得到大家不断的帮助。这一块还是做一个澄清。现在讲的外部效益的,如果不顾内部化,现在我看我们很多的政策设计往这个方向走,实际上对这一块会是一个更大的激励。

  特别同意张建宇的说法,中国叫做过犹不及。如果超越了自己发展的阶段去追求过高的标准,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项目找不到钱,肯定是要推迟建设很多年,这实际上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也未必是有利的。

  王鲲:一是商业化,一个项目在那儿需要浅绿深绿还是特别绿,自然市场参与主题会算。我觉得这个不符合股东的回报要求就不参加了,大家都不参加,那么当地就相应地会改一些条件,这可能是商业化是追求绿色平衡点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

  二是利益多元化,尤其是大家一块做,一条铁路可以由中国的建筑公司,也可以有意大利的建筑公司,有中国的设备也可以有德国的设备,大家在一块这个标准可以进行商量以及妥协。这是比较好的中长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商业机构有自己的商业目标,我们追求利润。短期利润和长期利润有的时候是要平衡。为什么银行有的时候会放弃一些短期利润,工商银行十多年前开始讲绿色信贷,也退了很多行业,像煤矿、规模效益不太好的钢铁厂,那个时候内部有一些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当时管理层就说,将来国家的环保法规法律强化之后,这些贷款没有竞争力,作为没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不一定可以偿还我们贷款,那个时候我们损失更大。你会发现很奇怪,为什么逐利的企业自己开始追求更高的标准。

  所以我认为是一个是商业化,一个是利益多元化。

  王伟化:还是按照命题作文,准备答题还是从规划,规划统领、规划引领、规划协调各方面的利益,通过规划来了解当地的诉求,通过规划也可以逐步建立绿色项目,或者是浅绿、中绿到深绿的过程。我认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定不能是先有一个什么东西去做,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讲的规划建设以及利益和现金流,从我的实践来看(我是代表个人),是建设出来、规划出来的、是协调出来的,统筹出来的,站在这个层面上。

  刚才说了项目是表,如果我们就项目论项目,没有必要讨论了。我们走传统的,传统金融服务实体的路,时代不一样了,国别也不一样了。我们要做绿色投融资规划,这个规划要我准确的定义我觉得不好说,但是在我的脑子里面以及实践当中始终在做,应该是把产业规划、国别规划、园区规划,包括我们融资的模式、顶层设计以及刚才所说的标准,而这规划不是单方的,应该是加强国际合作的,要跟合作国一起。首先要建立合作机制,建立开行一直倡导的各种联盟。到现在有一个数据,加上中拉的联盟,应该是第七个了。

  就拉美来讲,14个国家我们也编制了多方的规划,大概有十项,这些规划看上去是虚的,我觉得大部分人理解是虚的,在我们看来是实的,它是指导你加强合作、指导你的贷款投向,之指导你的贷款模式,包括风险分担机制,可能这里面都有。

  这个例子,我准备了一下:中巴走廊。我们建立了和巴基斯坦的规划合作机制,然后做了规划,做了第一个风电项目。通过这个规划我们整个系列的规划,为将来的东盟一体化,东盟能源一体化奠定了这个基础,通过我们这个也给开发银行在未来老挝整体的能源,清洁能源项目包括能源电网项目奠定一些的基础。

  莫凌水:王院长的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平衡,一个环境可持续性和商业可持续性的平衡。短期以来讲,非绿色投资可能成本很低,但是从长期来讲,现在大家都在追求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一电一路国家的诉求,如果不追求绿色,不考虑这个绿色发展的话,可能会面临一个合规的风险。商业银行不光是逐利的,也要考虑长期的利益多元化的问题。这一点应该是长期和短期利益的平衡。

  商业和环境可持续性是相互的。没有商业可持续性就无法保证环境可持续性,如果这个项目建设了,亏本了,也不可能持续下去,不能保证环境可持续性,这是相互的。

  如何维持保持平衡?环境成本内部化,绿色环境效益的内部化,这样非律师的投资来承担它的环境成本,让绿色投资,它的产生绿色效益能实实在在的体现在它的筹资收益里面,让投资变为绿色投资,变为绿色资产,这样才有价值,才能够体现它的效益,绿色投资的价值。

  张立钧:同意莫老师所说的,关键是这个成本有没有算下去,我们所谓的低成本但是非绿色,行规成本也好,对环境成本也好没有算出去。如果把这些成本算进去你可能认为这个其实是对的。中长期来讲,不管是我们看MCIG指数,一些北欧国家企业行为绝对是完全绿色,同时是赚钱的。两者原则是可以兼得的,短期角度来讲,这里面的诉求,我们要看可持续发展不单单是环境可持续发展,还有社会可持续发展,当你在考虑人先是能不能存活,不能饿死的情况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考虑的成本远远大于任何的环境成本,因为是一个社会人性的成本,你怎么样考虑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一带一路”上很多的国家,大家都举例子,我也举一个例子,斯里兰卡看这个港口,中国造了港口又开始启动了,当时环评有一个问题,但那不是我们去做的环评,是国家自己做的环评,它为什么愿意做环评,就是因为它觉得它就想启动那个样子,后来那个政府把他作为这个例子他它推到。三年前我去那个客轮波港口看了一下,这也体现了问题,就是谈在这个问题的考虑上,它更多的是考虑我要让我更多的人能够活下去,能够吃到饭,再考虑更绿色的问题。这里面还要考虑,不是说绿色跟更绿色的问题,还有人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中国能够坐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基本上不用考虑生存的问题,但是在40年前可能就不一样了。

  程琳:非常同意张总提到的,标准,我们当然认为过严和过松肯定都是不对的。如果过严,大家都知道煤炭是有环境污染,大家两百年前烧柴火相比肯定煤炭还是较绿的,再过几年恐怕煤炭凑经济角度来讲没有任何经济性可言,这个标准可能要更高。这两者之间一定要有平衡性。怎么样平衡?

  绿色标准如何平衡,一致性和多样性如何平衡?欧盟国家正在制定绿色金融标准,这里面有28个成员国,他们国家如何保持一致性同时保持多样性,这28个国家经济发展实际上也是存在着要打差异,北欧国家实现了零排放以及负排放,南方地区有煤炭,波兰地区也有煤炭,核电角度来讲欧洲实际上也是很有争议,从南到北也有较大的差距,这里一致性以及多样性的问题也要解决。

  GRP,有28个签署方,既有发展中国家的成员,也有一些像来自英国、德国、瑞士和日本,甚至将来会有其他国家,OECD国家,这个标准如何统一,如何实施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一些挑战,当然将来怎么样做可能需要一些深入的研究。总体来讲,我认为我们做的实际上既有严谨以及包容性,这个严谨以及包容性这个度怎么样把握也是下一步要做的,和合而不同,这也是我们将要做的思考。

  王文:七位嘉宾有一些不一样,但也有更多的共识。

  1,“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潜力巨大、无限大。

  2,目前的挑战仍然是挺多的,标准的问题、效益的问题,道德风险问题。面对这样的风险,面对这样各方面的挑战的时候,都需要把握平衡点。如何把握平衡点,也有几位专家非常讲到了,像商业化、市场化等等,我甚为这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讨论。

  提问:听了各位的演讲非常受启发,尤其是平衡的问题。作为多年支持环保业务的律师,我对此有非常深的感受。我们有一些先行企业在阿拉善SDE会员比如说台湾台基电或者是湖南的远大,他们有非常强的环保的理念,可以超前做非常多的投资,台基电一家绿色工厂占全球60%以上,但是还有很多中小企业举步维艰,你让他做任何超前的或者这样环保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座的金融机构对这种超前或者说是不超前,这个长期资金供给是很困难的。这样的话,就算我们会员里面有很多有很好的罹难,但在一个企业自身的商业可持续和我们所说的绿色理念之间,其实需要两个问题,刚才各位专家说到一个问题,我们成本的内部化。让国家有很好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是得到了统一的执行,使得一些搭便车的人,一些破坏规则的人不至于占这个便宜,我想除了这个之外,因为今天是一个金融投融资的会,我想问问在座的金融机构、投融资的机构,我们在这些方面,以绿色投资或者说绿色金融的视角,能够为我们的企业在这样的符合绿色价值和理念的投资领域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提问:第一次参加这个绿色金融研讨会,主要跟企业打交道多一些。一直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所讨论的绿色金融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到底什么是绿色金融?什么是绿色?在我们做投融资的时候满足了基本社会和环境的合规就是绿色金融?这应该是最基本的投资行为,基本的合规行为,谈不上绿色金融,只能说是合规的金融而已。如果说绿色金融不是这个概念,我们投资的方向向一些所谓风电也好,能够产生更多的环境和社会效益,绿色金融生存的空间到底有多大?我们一直讨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就是经济环境、社会几方面的平衡的问题。如果一再强调绿色甚至更绿,我们今年这个主题是“一带一路”,要走出去,像这种发展中国家还好一些,去到欧美谈这些话题就是很敏感?

  王文:前几届年会好像已经回答了你这个问题。

  提问:地方实验区的角度来看,环境和社会效应和商业效应之间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平衡而是转换。我这两者质检部可能实现永久的平衡,我们要实现是让绿色产业,绿色的经济,绿色的金融是可以商业可持续的,所谓长期和短期的利益的平衡无非是把握这个转换的速度,根据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来转化一个速度。刚才中行的刘总讲老了,中国使用的自上而下的推进绿色金融的方式,在绿色金融的商业可持续的推进当中,这种方式是真正能够点绿成金的方式。像我们国家让地方实验区给我们两个权力,两个角度推进这个绿色金融,首先是政府部门,可以从需求端。像我们上海市政府推出的机动车牌照,如果是传统机动车就要排队,但是是绿色的新能源汽车可以马上上牌照,这样改变的一种市场绿色产品的需求。我们同监管部门也可以做很多,如果是深绿色的银行可以享受到很多监管的优惠政策,我觉得政府监管都可以采取很多的措施让绿色金融、绿色经济真正的商业可持续。

  提问:“一带一路”合作肯定也是有跟我们关系更密切,更容易开展工作的国家,也有后续要攻坚的国家。我想问一下程琳老师,哪些国家是我们可以着力开拓绿色投融资这些方面的协作?

  王文: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当中淡然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风控角色,过去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像碳排放交易,CDM项目当中都发挥过许多风险事件,像意大利就有商人在细细里乡村经营大量风力发电厂,为黑手党组织充当洗钱工具,这些收益被合法化。我的问题是绿色金融发展轴特别是“一带一路”当中,最大的风险是什么?从银行角度应该怎么样防范?

  提问:如何平衡绿色和发展之间的张力。去年做过的一个案例,中国工商银行投资十二亿美元肯尼亚的煤电项目,肯尼亚中央政府跟中国的很多政府都是类似的,发展优先,我们先要发展再说。但在这个的执行过程中,遭到当地政府包括地方的重重阻力,这个项目按照工商银行本来的规划是2017年应该投产建成,但是在这重重阻力以及当地抗议,基本上没有开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规避这种风险?尤其是我们要意识到,尤其是非洲跟我们国情不一样,不是搞定了了政府就可以一路绿灯的。

  程琳:“一带一路”国家哪些作为优先考虑以及绿色投资的角度。我本身没有倾向,这毕竟都是商业机构自主选择和投资行为。我接触比较多反而是近邻国家,这不是我的倾向,而是他主动找到我们,目前国家,包括蒙古、哈萨克和巴基斯坦,他们对于绿色发展本身也很大强力也有很大意愿的国家。

  什么是绿色?有几个层面的定义,前几届会议对这个问题做了好几次的会议,我就简单再回应一下。

  绿色为了什么目的,至少是三个:

  1,应对环境污染。

  2,减少气候的变化。

  3,提高能效。

  国际上可能更多是气候变化方面。

  张立钧:上海同事讲的转换,你说到一个很好的词自上而下。为什么在中国需要强调这两点,一个是转换还是这个成本的问题。因为违规成本太低,我们讲外部性内生化,所有这些货币化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让这个违规变为一个成本,让一个贡献变为一个收益,这是一个转换的过程,而在中国特别需要自上而下的去强调这个事情,是因为市场,如果完全让市场运作,我们还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如果完全市场化,这跟刚刚严律师提到的,中小企业面临两难,刚刚跟这个问题是结合在一起的。

  回到绿色金融,我知道他的问题不一定什么是绿色金融,为什么在中国要讲绿色金融,其实很多西方国家不刻意地提,像我们讲互联网金融,去美国从来不抵互联网金融这个词,因为是市场自下而上,自发的发展,跟前面两个问题是一样的,在中国某种角度政策层面需要自下而上的教育、从而促进这个发展。

  莫凌水:三个问题:早期不是一个平衡而是转换的问题,需要政府从上而下引导市场,长期来讲不依靠政府,还是依靠市场,让市场牵着走,而不是政府牵着走。我们本身的成本,中国政府是很强大的,早期中国政府对于减排以及节能各方面的补贴力度非常大,大家都说我发现中国的政府好有钱,什么都有补贴,节能有补贴,可再生能源补贴,什么都有补贴,别的国家恰恰相反是自下而上,中国自上而下,我想唱起来讲是要有市场来驱动的,而不是由政府驱动的。政府只是在早期引导。如何避免漂绿以及市场欺诈的问题。政府能做的就是制定标准以及监管。我们也标准还有一个监管,我们跟重阳研究员做的认定以及核查最后是披露,三管齐下,可以保证不是一个漂绿。

  王伟化:赞成由平衡到转化,转化是我们绿色金融也是有责任的金融机构应该做的。这里面离不开政府。另外,绿色金融应该主动服务国家的外交战略,重点支持政府合作机制下的重点地区和重点项目。要加强规划对接,规划不是你自己想做的,应该是和所在国合作国进行对接,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它的光明之路,比如说沙特的2030愿景等等,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找到契合点、防范风险又支持发展,推动绿色金融一个重要的方法。

  王鲲:首先所有商业项目都是有风险,做每一个项目不会指望都成功。中国的企业包括中国的金融机构现在也处在一个学习和适应的阶段,您所说的情况在前一些年是存在的,现在中国的企业也在积极学习改变我们行为方式。金融机构实际上只是一个服务单位,我们是提供服务,只不过服务的手段是通过货币和资金作为载体,不能把绿色和可持续的责任过多的寄望于金融一家承担。

  刘世伟:单一的风险肯定是国别风险了,但是这里面其实很多了。从主权到当地的法律,到监管以及对于环境、对安全、对健康方方面面的要求。很重要的是货币,这一块我想银行确实需要有非常完整的框架做这个事情,一方面要跟国际组织做好对接,比如说跟国际的多边的机构,因为他们有比较好的研究能力,也可以跟大家多一些合作,你跟它一块做这个项目它可以享受一些主权以及给予一些优惠。另外还是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对经济、对行业,对一个项目的分析,尤其是前瞻的判断能力,也包括他讲的需要把环境、社会、气候的影响内化到你的评估的过程中,能够对他所产生的,不管是正面或者是腹面的应影响可以充分考虑到,做最好的业务以及自己。

  张建宇:核心要有战略定力。作为一个投资方来讲要有自己对于这个市场的主张,我不提名字但是可以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一个非常工业化的公司他自己实际上是联合2050减零排放,但是这个公司目标是2080可以达到,这作为它的组合。一个大投行建议他的公司是三度目标给他的客户建议进行这个资产组合,  这个核心要有自己的主张。

  找到投资规律。看这个环境排放问题不隐隐只是关注这个变化,这个泄露管的好企业其他内控也是其他方面管得好,这是非常健康的企业,这样更多实现对于这个企业安全投资的管理。

  要跟上趋势。作为投资机构一定找寻这个投资的机构。我们现在就是找寻各种各样合作伙伴,希望我们这个各种合作伙伴向我们提供好的城市,给中国的城市进行对接,共同发展绿色的项目。

  王文:我非常好地平衡了七位非常重要的大咖,让所有人都有差不多平等发言时间,也让在座各位问了那么多的问题,绿色金融本来就非常难。中国走到今天,实际上绿色金融坦率地讲,赋予了中国下一步走出去的非常大的动力。当然,某种程度上这个难度非常大,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对这个金融也好。我们也要看到希望,每一位嘉宾都讲到了绿色金融在五年前几乎没有人知道,五年后的今天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还是想很多的问题,中国经验以及过去五年教训,由于时间原因,无论如何这个团结非常精彩,最后热烈掌声感谢七位嘉宾。

  我们这个环节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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